这种情形，典型地表明新兴权利的流变、不确定和多元特征。
[88]耶利内克，见前注[15]，第118页。上述相互矛盾的认知甚至令迈耶都质疑：若果真如此，对一定的关系给予其为公权的承认又有什么价值呢？因此，耶氏的主观公权利作为实定法概念的性格仍旧是稀薄的。
[35]Buehler，见前注[33]，第73页。由此，行政实体法和诉讼法彼此对应，且最终都收敛于实体请求权的概念中。主观公权利在德国法上历经复杂嬗变，这也使其意涵相当复杂多样。[37]而布勒所提炼出的公权三要件也正是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反映。但强调主观权利对于客观法的依赖性和隶属性，又必然会引出如下问题：它使个人公权的存立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立法者的意愿，这一点也是公权理论最常被攻击的原因。
其二，主观权利都是有限的，而国家权力却具有某种无限性，将无限的国家权力通过主观公权利予以归纳，这种点数硬币的方式对于正确理解国家在法律上的无限权力却是一种障碍。法院裁决所有权利侵害(Rechts verletzung)，行政也不例外[14]成为全新观念，而客观法是将个人与国家统合在一种更高秩序之下的理论，也因为法实证主义的兴起而被除魅。这意味着省级地方性法规一般情况下不受特定事务的限制。
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它具体包括：第一，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第二，从机构本身的角度考虑，相较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者——省级和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更能反映地方的制度需求。较为有效、且体制相对健全的是备案审查制度。
《宪法》第61条、《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9条和《地方组织法》第11条、第46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大代表大会的会议举行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行政罚法列举的诸如记次、讲习、辅导教育、强制拆除等处罚，在我国大陆立法中已有所见，但是行政法学理并未将之类型化。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8条和第11条第1款的字面意思，地方性法规仅得在《行政处罚法》第8条明确列举的行政处罚种类和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中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和吊销营业执照之外的行政处罚种类，而不得作出新设。综上，地方性法规不得创设人身罚和资格罚。比较我国大陆《行政处罚法》第8条与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条和第2条，可以发现以下区别。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页。
德国法学家拉伦茨将法律解释分为狭义的法律解释、法律内的法的续造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三个阶段。后一种观点又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但是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状况不断变化的二十多年后，《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六种行政处罚种类虽尚有适用空间，但其制裁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从法治国家的形成条件看，赋予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不仅不会对国家法制统一形成冲击，而且有益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
例如大量地方性法规在整个行政管理领域中设定了失信惩戒等新的行政处罚种类。（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其他处罚。
[37]而申诫罚，多位学者对其所限制的权利扩展到名誉、荣誉和信誉等，例如姜明安教授将之定义为行政机关向违法者处罚警诫，申明其有违法行为，通过对其名誉、荣誉、信誉等施加影响，引起其精神上的警惕，使其不再违法的处罚形式[38]。[41] 参见前注35，余凌云书，第294页。
[43]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4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朱应平：《以功能最适当原则构建和完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这就意味着地方性法规除了受到事项的限定，还受到地方性事务的限定。地方性法规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未必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这是基于两个理由。[21] Cf. James Madison、Alexander Hamilton、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Tribeca Books 2014,pp107-108. [22] 王浦劬、张志超：《德国央地事权划分及其启示（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然而从整体法秩序的角度观察，赋予地方性法规处罚种类创设权，是功能适当原则的考量，其既不影响国家法制统一，也未必违反法律保留原则。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除了行政拘留，还包括其他，如驱逐出境、禁止入境或出境、限期出境，等等。因此，无论是从执法的规范还是从公民权利的保障，都应当对这一百二十余种处罚种类进行清理、归并和类型化。
[5] 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3页。那么，基于整体法秩序的基本原则，在地方治理的需要下，地方性法规具有行政处罚种类的创设权是否具有可能性呢？ 首先要回答的就是，能否基于整体法秩序的基本原则，对《行政处罚法》进行续造，换言之，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可以适用在何种场景？拉伦茨从法官的视角阐释法的续造，他认为法官可以发展一些——在法律中至多只是隐约提及的——新的法律思想，而对原来的法律作或多或少的修正。
[28] 杨登峰：《行政法定原则及其法定范围》，《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也就是说，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许可证和有关证照。
因此，允许地方性法规对信誉罚、名誉罚加以设定，有助于促进地方的良好治理。最后，地方性法规处罚种类创设权可以依托现有的行政处罚种类进行扩展，但仍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浙江省公共信息管理条例》规定的失信行为惩戒措施分别有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和依据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施的限制。[23] 总而言之，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功能适当原则均是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重要标准。
[33]在此基础上，该释义列举了风景名胜、非物质文化遗产、禁放烟花爆竹等事务。以整体法律秩序下的内在统一而言，地方性法规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部分，且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理应遵守宪法和立法法所设定的权限和程序，其内容亦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
从辞源上看，功能适当可以回溯到美国最高法院和宪法学界业已形成的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主义进路，[17]以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学理中提出的功能适当原则。自由罚即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之处罚，除了行政拘留，限期出境、驱逐出境、禁止入境和出境等同样形成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
上位法对下位法处罚种类的限制，往往还同步限定下位法所设处罚的数额、期限或者幅度。具体而言，申诫罚可以进一步将警告之外扩展至记点、记次、讲习、辅导教育和列入诚信档案等。
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便是在条例中规定过料等行政制裁，也并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11]在现有立法的字义范围内，通过对《行政处罚法》第11条第1款和第8条第7项的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只能得出地方性法规无行政处罚种类创设权。[46] 参见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冯军教授商榷》，《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20] 许崇德主编：《宪法学（中国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我国台湾地区 有关规定的表述乃是：如有未列举事项发生时，其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属于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质者属于省，有一县之性质者属于县。1996年《行政处罚法》制定之前，当时施行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有一百二十种之多。
[45] 李惠宗：《地方自治与行政罚法之关联性分析》，《中国地方自治》（台北）2007年第5期。其中一个例子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裁判中基于事物的本质超越《基本法》的规定对联邦与各邦之间立法权限的重新分配。
胡建淼教授的定义与之类似。而基于立法者原本的计划和目的，以上两个条款是为了实现国家法制统一对地方立法（包括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处罚设定权作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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